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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0.10型板式换热器

发布时间:2024-12-11 来源:火狐官方下载苹果ios

德国元帅曼施坦因回忆录-109

  在“顿河”集团军群左翼,态势也明显恶化。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东部,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根据集团军群司令部1月14日的命令,在顿涅茨河中游投入的第6装甲师,未能将苏军逐回顿涅茨河彼岸,只能将苏军牵制在已被我占领的桥头阵地内。

  再往西,苏军已在宽大正面上渡过顿涅茨河,因为实际上此处已没有兵力防守。苏军已兵临斯拉维扬斯克城下,并占领伊久姆。

  这样,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还能否撤到米乌斯河阵地,似乎已颇有疑问;根据集团军群的意图,本应于1月5日到达新切尔卡斯克——卡缅斯克一线。但事实上,由于希特勒未批准将防线撤至米乌斯河,所以仍停留在顿河——顿涅茨河一线。如果苏军从斯拉维扬斯克迅速向东南突击,那么米乌斯河阵地从一开始就失去了。

  尽管此时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及其集团军群配属给它的兵力,已从罗斯托夫启程向顿涅茨河中游开进,但等它到达并发挥实际作用,仍需几天时间。更糟的是,沿海一带松软的路面使装甲师的开进十分困难,而再往北地面则全部冻结,所以苏军的机动性未受到限制。

  鉴于这种危急态势,“顿河”集团军群不仅再次要求立即将右翼撤至米乌斯河,而且向陆军总司令部提出一系列具体实际的要求,以使其明了态势的严重性。我们要求,将担负后方地域防空任务的第7高炮师,用来对经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后勤补给线提供防空掩护,同时也用来对付苏军的地面攻击。要求立即着手准备整个集团军群的空中补给,以备集团军群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后启用。

  集团军群还要求,大量增加铁路运送能力,同时大量缩减“B”集团军群的补给,因为该集团军群实际已没有部队可资补给。

  我们要求,如果党卫队“帝国”师的攻击直至2月6日仍未取得成功,并未到达库皮扬斯克,那么待运输能力得到一定的改善后,党卫队装甲军一旦到达哈尔科夫,就应在顿涅茨河以南对伊久姆发起攻击。

  最后,我们还要求立即将第13装甲师战斗部队和第17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下游,在那里他们将换装新式武器,并接管第6集团军停在那里的运输车队和补给纵队。纵然希特勒对我们长远的作战构想充耳不闻,无论如何这些要求想必也会使其对态势的急迫性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份电报果线日,元首的一架“兀鹰”式联络机降落在我们这里,接我到元首大本营去汇报。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当面听我汇报,或许是受他的副官长施蒙特将军的影响,施蒙特曾于1月末到我们这里,我们以极为急迫的话语向他阐明了我们对当前态势以及对最高统帅部的看法。

  1943年2月6日我与希特勒的谈话,为解除德军南翼的巨大威胁铺平了道路,也给最高统帅部再次提供了一个在东线至少赢得平局的机会。

  谈话一开始,希特勒便丝毫没有保留地承担了对第6集团军悲剧的全部责任,这我在斯大林格勒一章中已经介绍了。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对这场悲剧不仅深感悲痛——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指挥上的一个巨大失败,而且还从人道角度对那些为效忠于他而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英勇士兵的命运深表内疚。可是,以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希特勒对他忠贞不贰的军人是不是真的有如此怜悯之心,他们——从元帅至士兵——在他眼里是否只是推行其战争政策的工具。

  但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希特勒很干脆地和全部地承担了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颇有军人风度。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希特勒就是以这种心理上的技巧开始了我们的谈话,在这方面他的确手段高超,他常常会以其特有的语调来迎合谈话对象。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在我范围内的作战指导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取决于必须征得希特勒对放弃顿涅茨东部地区的首肯。无论如何必须在这一天征得他的同意。

  我在谈话中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最高军事指挥的问题,也就是在冯·布劳希奇元帅被解职后由希特勒行使其权力而产生的问题。这种指挥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因此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有充足的论据。

  先来说第二个问题,简而言之,我们的谈话毫无结果。我知道,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是不可能拱手让出指挥权的,因此我试图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既不损害他的威望,又可保证将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军事领导。为确保军事指挥的统一性,我请他物色一位总参谋长;不仅给予他完全的信任,而且要赋予其相应的责任和绝对的权利。

  但是,希特勒显然不愿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总是站在个人立场上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并抱怨对当初的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的失望。同时他也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不可能设一个实际上凌驾于戈林之上的总参谋长。戈林也不可能屈从于总参谋长,即使总长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履行义务。至于希特勒是真的顾忌这一方案会得罪戈林,还是以此作为挡箭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

  他不断把话题扯回当前的作战态势上。当前的态势对我来说已是燃眉之急,但对于我的作战企图希特勒始终没表示赞同,因此我决心将谈话集中到作战问题,争取最终达到我的目的。

  我首先向希特勒描述了集团军群当前的态势,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我向他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不足以守住顿河——顿涅茨河弓形地带。不管希特勒对顿涅茨地区的价值估计得如何之高,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竭力守住整个顿涅茨地区,还是让顿涅茨地区与“顿河”集团军群(势必还搭上“A”集团军群)同归于尽,或者还是及时放弃该地区的一部,以逃过危险的一劫。

  在描述了当前态势之后,我又向他阐明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顿河——顿涅茨河弓形地带势必会产生的后果。由于“B”集团军群已近形同虚设,所以掌握行动自由权的苏军可以在“B”集团军群的地域内,集中强大兵力向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推进,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后路。

  我向他精确指出,事实上,南翼将决定东线胜败的命运。敌人肯定会不断从其强大的预备队中(主要是从斯大林格勒)调集新锐兵力,以达成其切断德军南翼之目标。无论如何不能指望,仅凭党卫队装甲军的一次反突击就能阻止苏军可能实施的大范围的迂回。

  苏军具有强大兵力,足以实施此次包围运动,同时在哈尔科夫地域内掩护其西面翼侧。即使把德军即将得到的所有加强兵力算在内,也不足以阻止苏军的突击。因此,必须动用正在向顿涅茨河中游开进的第1装甲集团军,以及随后跟进的第4装甲集团军,阻止苏军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实施的包围运动。只有如此,才能与马上就要来临的加强兵力一起,恢复东线南翼,即位于亚速海港口与中央集团军群右翼之间整个防线的态势。不从顿河下游调出第4装甲集团军,此目标便无法达成。

  但是,调出第4装甲集团军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我们不得已从顿河——顿涅茨河弓形地带撤到米乌斯河阵地。现在一天也不能耽误了。目前更成问题的是,由于迟迟未作决断,负责防守从海岸直至顿涅茨河中游整个防线的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能否撤回到米乌斯河阵地。因此,我必须在这一天得到希特勒的首肯,放弃顿涅茨地区东部直至米乌斯河地段。

  希特勒安静地倾听完我的陈述之后,便围绕顿涅茨地区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争论。甚至在我们谈到第二部分内容即关于指挥问题时,他还几次将话题扯回到顿涅茨。

  后来,在类似的场合我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对于我的作战设想总是采取回避态度。他从不试图自己提出一个更佳方案,或是驳倒我提出的作战前提和结论。他也从不否认我对态势可能发展的预计。对一切凡与急迫的作战态势无必然的联系的考虑,他都作为一种假定来看待,它或许能够成真,但也可能永远是假的。

  归根结底,一切作战设想——尤其是当战略主动权握在敌人手里时——都只是一种设想,或者是一种对敌人未来行动的假定。人们不可能事先就确定形势会怎么样发展。但另一方面,军事指挥官也只有具备预见能力,才有望取得成功。他必须透过遮掩敌人未来行动的迷雾,至少能正确判断出可能提供给敌我双方的机会。指挥的范围越广,越需要有预见性。穿越的地域越广,需要机动的部队越庞大,一个决断生效的时间也就会越漫长。对这种长远的预见,希特勒是不感兴趣的——至少在军事领域。 当他的愿望与现实不符时,他就不愿承认事情的结局。由于他无法反驳,所以就只有避而不谈。

  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主要是从别的方面寻找论据。首先,他引证说明,在没有证据证明除了主动放弃之外就别无他法之前,他认为决不能将付出重大代价所夺占的地区主动放弃。作为一名军人对这一论据一直是理解的。按照我的禀性,我当时和后来难以做到让他强行放弃这一地区。我何尝不想提出一个有望取得成功的进攻计划,以替代没办法避免的撤退。但是,有一条前人的经验说,想在战争中守住一切的人,什么也守不住。

  希特勒的另一个惯用论据是,如果像我所说的为抽调兵力而缩短正面,那么敌人也同时会因此腾出相同的兵力,并将其投放到关键地点以施加影响。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言,也不无道理。然而,这其中的关键是,在这种兵力转移中谁能夺占先机,谁能通过及时行动在关键地点赢得主动权,迫使姗姗来迟的敌人处于被动地位——即使敌人在兵力上居于优势。

  此外,如果防守顿河——顿涅茨河弓形地带,其绵长的防线实际要占用相当大的兵力,我们对苏军防御的强点也将不复存在。而进攻者则可以相对较少兵力,无需付出重大牺牲,在绵长防线的任何部位达成突破。由于防御者缺少预备队,整个防御大厦将会顷刻倒塌。

  希特勒继续提出反驳的理由,他指出,如果我们寸土必争,顽强战斗,使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那么总有一天苏军的进攻力量会消耗殆尽。苏军迄今已连续进攻了两个半月,他们的损失已经很大,不久便会成为强弩之末。加之,他们日渐远离其出发阵地,其供给的困难最终将使其远距离的包围运动停顿不前。

  在所有这些论点里,无疑都有许多正确的东西。毫无疑问,至少在攻击德军至今防守的地段时,苏军遭受了重大伤亡,进攻力量被削弱。不过,他们在德军未进行顽强抵抗的地段,取得胜利并不难。当然,苏军由于遭受的损失——尤其是步兵——使其战斗力有了大幅度下降。否则,面对数倍优势于己的苏军,我们根本就难以立足。但是,不管苏军损失如何惨重,战斗力下降多少,新锐兵力却源源不断开来。也能确定的是,苏军越是向前推进,其补给困难也就会越大。但是,在这普遍运用汽车的时代,苏军从其铁路终点到亚速海港口或第聂伯河下游的距离并不算远,足以使其实施切断德军南翼的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集团军距离其铁路终点最多不会超过150公里。这一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不适用了,我们在西线和东线的作战中有切身体会。此外,苏联人是快速修建铁路的大师,在很少有桥梁、堤坝等建筑物的辽阔平原上,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管怎么说,把我们自己的措施寄托在空洞的希望上,希望苏军不久便兵力枯竭或丧失机动能力,都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久战疲惫的部队也已遭受重大伤亡,距离衰竭也不太远了。我必须在此说明,希特勒对自身部队的状况及其损失是一清二楚的。只是他不愿承认,新组建的部队由于缺乏战斗经验不得不在初上战场时伤亡过重。而对空军野战师的组建,他倒承认是个错误,说那是对戈林威望需求的一种妥协。

  在作战态势方面,希特勒基本只有一个观点,即只要党卫队装甲军从哈尔科夫地域向东南方向的伊久姆实施一次突破,顿涅茨河中游的危险即可排除。但其前提是,该军的两个师“近卫”师和“帝国”师需在消灭位于沃尔昌斯克的苏军之后,才能到达(第三个师将在更晚的时候到来)。他对这个新组建的党卫队装甲军的突击力似乎寄予无限希望。但是,对于未来的威胁,即如果苏军将斯大林格勒的兵力调往新的战场所造成的威胁,却始终没清醒认识,或者根本不想去认识。

  在争论中希特勒反复引证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不能将顿涅茨地区放弃。他害怕放弃这一对于战争经济十分重要的地区,会在政治上对土耳其产生反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强调的,即顿涅茨煤矿对于敌我战争经济的重要意义。苏联人将顿涅茨煤矿夺回,就能够维持其钢铁生产,也就因此能生产坦克、火炮和弹药。

  当我反驳他说,苏联人现在即使没有顿涅茨煤矿也照样能生产足够的坦克和弹药时;他却回答道,他们事先还有钢铁储备。但是,一旦他们没了顿涅茨煤矿,他们就无法维持现在的生产,因此也就再不能发动大规模攻势了。谁都不否认,苏联人因丢失这一可冶炼焦化煤的煤矿以及那里的钢铁厂和其他工厂,势必会对其生产带来困难。我至少可以举出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即苏军在1941年损失的大部火炮,直到现在还未能得到补充。

  这也是我们当时能守住临时拼凑起来的奇尔河防线的原因。在那一年的冬季,苏军的火炮数量似乎还够其在有限的地段上部署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炮兵,比如在顿河防线连续的三次突破。但是,也很明显,他们还没有能力将所有部队都装备具有机动能力的火炮。对于顿涅茨地区在战争经济上的意义的讨论,自然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表现他对生产数字、武器性能和效力的惊人知识和记忆力的机会。

  我们的观点针锋相对。希特勒认为,放弃顿涅茨地区——不管是全部还是局部——就会给我们的战争经济带来重大损失,同时却使苏联赢得攸关战争胜负的重要筹码;我却坚持认为,将防线撤至米乌斯河一线是十分必要的。在这场辩论中,我最后只留有一张王牌。在我飞来勒岑之前,德国煤业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保罗·普莱格尔曾到我的大本营。我向他询问了有关顿涅茨地区对敌我双方战争经济的确实意义。他对我说,沙赫特附近的煤矿——即顿涅茨煤矿的一部分,位于米乌斯河以东——一点也不重要。此处的煤既不适于炼焦,也不适合我们的机车使用。站在战争经济的立场上的希特勒再也无法驳倒这个论据了!

  然而,谁要是相信他现在已经败下阵来了,那就是低估这个人的韧性。最后,他求助于天气,想以此至少达到推迟撤出顿河——顿涅茨河弓形地带的目的。事实上,这些天对于南俄来说有点不寻常,霜冻期过早地转暖。塔甘罗格湾的冰上道路已经不大安全。顿河和顿涅茨河虽然依然封冻,但若天气继续转暖,不久也会解冻。

  现在他开始以善辩的口才说服我,等几天后,宽阔的顿河沿河洼地或许能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使敌人无法在夏季到来之前渡过该河实施进攻。此外,我们的4个装甲集团军在向西的运动中,有可能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因此,他劝我略再等几天。

  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同时声明,我不可能把集团军群的命运寄托在完全不确定的天气转暖之上。于是,希特勒终于同意将集团军群的东部防线撤至米乌斯河阵地。如果将关于指挥问题包括在内,那么我们的谈线个小时。

  他在坚持其观点方面是何等的坚忍不拔,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当他最终批准我的作战意图之后,我向他告别刚要离开他的房间时,他把我喊回来,说道,他当然不想更改他刚才的决定,但他十分急切地要求我再考虑一下,是否能再等上一段时间,或许数天后顿河洼地解冻,使我们仍可以留在顿河——顿涅茨河弓形地带。但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不过,我对他说,等我回去后,如果晚间的态势不需要我立即下达命令,可以等到第二天中午再下达。

  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篇幅来叙述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不仅是因为它对这次冬季战局的结局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因为在很多方面能够说明希特勒的典型表现,以及要他接受与其愿望相悖的事情时是何等困难。